番外——保护了谁?
（据说最近风声很紧，所以今天写写没啥关系的番外，可看可不看）
“瓦连京娜原本是个可爱的女孩，一个健康的女孩，是苏维埃保护下的花朵，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母亲，但就在半年前，一场人为制造的意外让这位女孩永远失去了生育功能，这对于一位女性而言，无疑是天大的灾难。”
“但是意外的制造者却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仅仅因为他只有十五岁，根据刑法‘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犯罪人，只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而致成损害健康的犯罪才使用刑事责任’，而法官认为这是一场意外，所以他将会被处以教育性强制方法。”
“女孩的父亲对此极其不满，非常愤怒，他不断向各级法院上诉，给党委写信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信中女孩的父亲愤怒地质问‘这太荒谬了，我的女儿也是未成年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刑法保护的施暴者而不是被害人，党和国家究竟想要保护谁？’”
这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哪怕对于当事人而言是足以改变这个人生的事情，但是在党和国家等大事面前，确实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但如果这件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中被提起，那么它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戈地图为了塑造自己亲民形象，仿造伊里奇同志时期的一项措施，启动了所谓给总书记的一封信，虽然这些信戈地图不会看，也没有看的必要。
但是他会让秘书班子给一些有水平的内容回信，塑造总书记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形象，也会让秘书班子挑选出各种材料，在需要的时候用上。
在会议上，戈地图让人挑起这个话题当然不是真的关心，某个熊孩子做了什么混账事情，反正再厉害的熊孩子也不敢到戈地图面前放肆，而是要针对苏联刑法方面一些规定进行修改，从而符合自己的心意。
戈地图在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他最喜欢的形象当然不是一个和蔼可亲或者体魄雄健的领导人，他最喜欢的当然是苏维埃各民族的严父。
而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采用较为严格甚至与成年人相同的刑法，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了严父风格的做法。
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们在夺取国家政权后，面对种种社会管理问题，往往喜欢追求最时尚的，看到什么觉得最先进就学什么，普鲁士的铁路很好，我们要学，美国的泰勒制很好，我们也要学，看到有鼓吹对于青少年犯罪废除刑事责任就跟着一起学了。
而在恐怖的大清洗时期，无声生息的剪草机，像割草一样把司法界追求时髦的人士剪了一遍又一遍。
钢铁同志认为，对付熊孩子，如果已满12岁，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并适用一切刑罚方法。
当然后来在玉米控使用两个原则，凡是钢铁同志做的，那都是错的，凡是钢铁同志的政策，我们都要打倒。
钢铁同志关于未成年人刑法自然是被认为属于大清洗时期不人道的行为，玉米控顺手就把它打到了，形成了目前苏联刑法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方法原则。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由于治安站的发展，各地干部的努力，苏维埃的治安状况呈现好转趋势，犯罪率持续下降，重大犯罪事件同比减少，但是与此相反的是，青少年犯罪现象却在持续增加。”
“最为恶劣的是，很多青少年犯罪知道自己会受到比较轻的处罚，甚至没有，然后凭借这个保护进行犯罪。”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回顾一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刑事犯罪的主体只限于有责任能力的人。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人，不构成犯罪主体，因此，也就不负刑事责任。”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青少年犯罪分子采取较轻处罚或者仅仅采用教育措施，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根据科学研究，苏维埃的新生代在不断早熟，这得益于他们比我们父辈，我们这一代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信息接触。就像是身高一样，物质条件丰富了，人均身高得到了提升。”
“随着新生代的早熟，曾经规定的未成年年限，便越发显得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随着会议渐渐趋向戈地图预期的发展，戈地图开始站出来，为会议定下基调。
“苏维埃的法律是为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让国家与人民享受发展的国师，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仅仅考虑由西方传播过来的所谓人道主义，不顾我们自身情况，盲目服从，这是违背了苏维埃的原则。”
戈地图这些话当然不是真心的，起码他的目标不是这个，法律的作用当然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他手中好用的工具，他想修改这个法律自然不是为了对付熊孩子，而是为了一点一滴塑造自己严厉的形象。
他知道后世很多民间政治力量的兴起都是这么来的，比如利用一个看上去很高尚的东西，打着大义的名号，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民众而言，一开始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也不会有人特意去阻止或者针对，从而积蓄力量，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组织之后，众人就会愕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之一了。
戈地图就是要借助这个思路，在苏联人民心目中，一点一滴渗透，等到他们开始认为戈地图是一个严厉父亲的时候，就是他在思想上控制人民的时候。
在苏联最新修改刑法草案里，将未成年犯罪的年龄定义为14岁以下，认定满14岁即承担刑事责任，这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外西方势力纷纷指责苏联的缺乏人道主义，在最新出版的苏联人道主义白皮书中，对于此项修改横加指责，认为在戈地图上台后，苏联人权进一步退化，对此西方感到痛心疾首。
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西德还是法国，更不要说美国和英国了，都是呼朋引伴地指责苏联。
骂就骂呗，难道还能少二两肉？戈地图不在乎，让手下骂回去就是了。
“苏联的治安状况远远好于西方，如果西方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这个结果，那只能说西方已经走入了错误的道路，不管在法律上规定了多少看上去很美好的设想，如果现实的治安状况无法改善，人民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那一切都是虚妄。”
“很难以想象西方究竟得有多厚的脸皮，才敢在这一方面指责我们，希望西方多省点精力，把这些精力花在改善人民治安状况上。”
对于西方无所谓，国内方面就有点棘手，司法界人士早就把法律这一块看成是自己的地盘，虽然法官上面有领导，但是对于法律的细节，领导人自己也未必能弄清楚，往往要交给专业人士，而这些专业人士鼓吹与西方接轨，也是方便自己操作，这叫做挟洋自重。
不喜欢这种独立王国的戈地图则命令宣传部开始密集地宣传各种关于未成年犯罪而轻判少判的案例，尤其是以瓦连京娜意外事件进行重点报道，用来对付各路保护自己地盘的司法砖家。
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平淡无奇，人民除了亲身经历者，往往一无所知，但是一旦媒体开始疯狂宣传，就会给人民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原本没觉得太频繁的事情，突然就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这就是信息轰炸，定向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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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连京娜原本是个可爱的女孩，一个健康的女孩，是苏维埃保护下的花朵，也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母亲，但就在半年前，一场人为制造的意外让这位女孩永远失去了生育功能，这对于一位女性而言，无疑是天大的灾难。”
“但是意外的制造者却并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仅仅因为他只有十五岁，根据刑法‘14岁以上16岁以下的犯罪人，只有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而致成损害健康的犯罪才使用刑事责任’，而法官认为这是一场意外，所以他将会被处以教育性强制方法。”
“女孩的父亲对此极其不满，非常愤怒，他不断向各级法院上诉，给党委写信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的答复，在信中女孩的父亲愤怒地质问‘这太荒谬了，我的女儿也是未成年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刑法保护的施暴者而不是被害人，党和国家究竟想要保护谁？’”
这本来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哪怕对于当事人而言是足以改变这个人生的事情，但是在党和国家等大事面前，确实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但如果这件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中被提起，那么它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戈地图为了塑造自己亲民形象，仿造伊里奇同志时期的一项措施，启动了所谓给总书记的一封信，虽然这些信戈地图不会看，也没有看的必要。
但是他会让秘书班子给一些有水平的内容回信，塑造总书记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形象，也会让秘书班子挑选出各种材料，在需要的时候用上。
在会议上，戈地图让人挑起这个话题当然不是真的关心，某个熊孩子做了什么混账事情，反正再厉害的熊孩子也不敢到戈地图面前放肆，而是要针对苏联刑法方面一些规定进行修改，从而符合自己的心意。
戈地图在精心塑造自己的形象，他最喜欢的形象当然不是一个和蔼可亲或者体魄雄健的领导人，他最喜欢的当然是苏维埃各民族的严父。
而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采用较为严格甚至与成年人相同的刑法，是一个典型的，充满了严父风格的做法。
历史上，布尔什维克们在夺取国家政权后，面对种种社会管理问题，往往喜欢追求最时尚的，看到什么觉得最先进就学什么，普鲁士的铁路很好，我们要学，美国的泰勒制很好，我们也要学，看到有鼓吹对于青少年犯罪废除刑事责任就跟着一起学了。
而在恐怖的大清洗时期，无声生息的剪草机，像割草一样把司法界追求时髦的人士剪了一遍又一遍。
钢铁同志认为，对付熊孩子，如果已满12岁，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并适用一切刑罚方法。
当然后来在玉米控使用两个原则，凡是钢铁同志做的，那都是错的，凡是钢铁同志的政策，我们都要打倒。
钢铁同志关于未成年人刑法自然是被认为属于大清洗时期不人道的行为，玉米控顺手就把它打到了，形成了目前苏联刑法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方法原则。
“我不得不补充一点，由于治安站的发展，各地干部的努力，苏维埃的治安状况呈现好转趋势，犯罪率持续下降，重大犯罪事件同比减少，但是与此相反的是，青少年犯罪现象却在持续增加。”
“最为恶劣的是，很多青少年犯罪知道自己会受到比较轻的处罚，甚至没有，然后凭借这个保护进行犯罪。”
“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回顾一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刑事犯罪的主体只限于有责任能力的人。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的人，不构成犯罪主体，因此，也就不负刑事责任。”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对于青少年犯罪分子采取较轻处罚或者仅仅采用教育措施，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但是根据科学研究，苏维埃的新生代在不断早熟，这得益于他们比我们父辈，我们这一代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信息接触。就像是身高一样，物质条件丰富了，人均身高得到了提升。”
“随着新生代的早熟，曾经规定的未成年年限，便越发显得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随着会议渐渐趋向戈地图预期的发展，戈地图开始站出来，为会议定下基调。
“苏维埃的法律是为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让国家与人民享受发展的国师，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仅仅考虑由西方传播过来的所谓人道主义，不顾我们自身情况，盲目服从，这是违背了苏维埃的原则。”
戈地图这些话当然不是真心的，起码他的目标不是这个，法律的作用当然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他手中好用的工具，他想修改这个法律自然不是为了对付熊孩子，而是为了一点一滴塑造自己严厉的形象。
他知道后世很多民间政治力量的兴起都是这么来的，比如利用一个看上去很高尚的东西，打着大义的名号，推销自己的价值观。
对于民众而言，一开始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也不会有人特意去阻止或者针对，从而积蓄力量，等到他们有了一定组织之后，众人就会愕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之一了。
戈地图就是要借助这个思路，在苏联人民心目中，一点一滴渗透，等到他们开始认为戈地图是一个严厉父亲的时候，就是他在思想上控制人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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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不管是西德还是法国，更不要说美国和英国了，都是呼朋引伴地指责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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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治安状况远远好于西方，如果西方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这个结果，那只能说西方已经走入了错误的道路，不管在法律上规定了多少看上去很美好的设想，如果现实的治安状况无法改善，人民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那一切都是虚妄。”
“很难以想象西方究竟得有多厚的脸皮，才敢在这一方面指责我们，希望西方多省点精力，把这些精力花在改善人民治安状况上。”
对于西方无所谓，国内方面就有点棘手，司法界人士早就把法律这一块看成是自己的地盘，虽然法官上面有领导，但是对于法律的细节，领导人自己也未必能弄清楚，往往要交给专业人士，而这些专业人士鼓吹与西方接轨，也是方便自己操作，这叫做挟洋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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